加入民进组织已经有好些年头了。这些年来，我在参与民进工作、亲近民进同志的过程中，对民进的认识逐步加深，对民进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在民进这个大家庭里，我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也看到了自己的价值。
（一）
我至今深深地记得1989年春节期间那个下雪的日子。那天，雪下得很大，我家院子里的积雪有半尺深，我一整天没有出门。下午，从外面踏雪进来两个人，一个是陶永铭老师，当时的民进绍兴市委会主委，另一个是黄开春老师，民进市委会组织委员。进来时，陶老师那把布伞上的积雪把伞子都压得变了形。我为之感动良久。我知道他俩又来同我说民进的事了。
早在1987年，他们就开始向我宣传党的统战政策，向我介绍中国民主促进会，并希望我参加这个组织。诚然，他俩都是我熟识的好人，一个是辛亥革命领袖人物陶成章烈士的后裔，一位温良敦厚的长者；另一个是我曾经的同事，一位正直而富有激情的老教师。我完全信得过他们。而且，中国民主促进会历任领导人如马叙伦、周建人、叶圣陶、谢冰心、雷洁琼、赵朴初等都是我崇敬和仰慕已久的人生楷模，我相信这必是一个能够坚守中国知识分子良心的群体。但鉴于“文革”中自己曾经以言获罪身陷绝境的历史教训，痛定思痛，对于涉及政治之事仍不免心存疑虑甚至有所畏惧，所以对他们的循循善诱，我每次都是以“让我考虑考虑再说”敷衍之。但他们并不气馁，不厌不烦，一直还是以我为友，经常登门造访，促膝谈心，并盛情邀请我以会友的身份参加民进市委会的新年茶话会，让我在会上自由发言。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想无论如何我不能再对他们敷衍下去了，我不应该再辜负人家的一片苦心和真情。就在这次陶、黄二位冒雪来访之后不久，我提交了要求加入民进的申请。经过两年时间的门外徘徊，我终于成了民进组织中的一员。
第二年，我被选举为市委会委员，后又被推荐为市政协委员，并分别先后连选连任了三届。这一干就是十五年。
（二）
老实说，入会之初，对民进到底是干什么的，自己在这个组织里扮演着什么角色，应该怎样履行自己的职责等等这些问题，我知之甚少，认识很不到位。往往是要等到市委会领导分派我做什么事，才去做什么，像是一个不自觉的小学生应付老师布置的作业。记得1993年5月，省委会召开全省思想宣传工作会议。这是我第一次代表绍兴市民进出席这样的会议。会上，其他地市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都谈得头头是道，既有总结汇报，又有计划打算，我却心中无数，没有几句话可说，成为与会者中一个相形见绌分子。
1995年，市委会领导把我会拟在即将召开的市政协会议上作大会发言的课题调研任务交给了我。在各有关同志的通力合作下，经过深入调研和反复论证，形成了调研报告，并由我代表市委会在市政协全会上作题为《全社会共同努力，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大会发言。没想到这个发言切中时弊，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绍兴日报》为此发表了评论员文章，绍兴市教委专门出台了整改意见并行文各地中小学。参政议政究竟为何物？我算是有了比较感性的体验和比较理性的把握。
这以后，我又曾多次领衔开展市委会立项的议政课题调研，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政协集体提案，曾先后三次代表市委会在市政协全会作大会发言；此外，自己每年还要撰写和提交一些个人提案。这些提案，有的被市政协列为重点提案，有的被评为优秀提案。我也多次被评为市政协工作积极分子。
1999年起，中共绍兴市委统战部把我推荐到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担任特邀陪审员。2002年9月，我作为陪审员参与公开审理一件故意杀人案。在合议庭合议时，我对被告的刑事责任能力提出异议，得到合议庭认同，要求提请审判委员会审议。后经省精神病鉴定委员会鉴定，确认被告人患有精神分裂症，无责任能力，从而有效地避免了一起错判错杀案。此事当时在全省司法系统影响很大，后来受到省高级人民法院表彰，荣立二等功。
（三）
我是一介书生，脆弱而又多少有点孤傲。在加入民进组织后，我不但在工作中得到了实际的锻炼，增长了一些才干，也认识了许多亦师亦友的同志，令我自省，催我奋进。
1998年10月，市委会领导让我出席华东六省一市民进工作交流研讨会。与我分在同组交流的有宁波市委副主委、时任宁波市副市长的陈守义，有上海市委主委、华东师大资深教授刘恒椽，有民进中央教科委员会副主任、上海交大校长助理严隽琪（现已任上海市副市长）等。他们高屋建瓴式的发言，让我看到我们民进组织人才荟萃、群星灿烂，同时也让我自愧弗如、自惭形秽。我自承，在他们面前，我是“小儿科”，只配给他们当小学生，我唯有洗耳恭听，见贤思齐，学习学习再学习。
2000年，我应邀出席民进中央统战理论研讨会，有机会亲承中央领导同志的謦欬。许嘉璐主席关于民主党派为什么要加强和怎样加强统战理论学习和研究的重要讲话，楚庄副主席关于怎样看待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的即席发言，如醍醐灌顶，令我大开眼界，思想认识跃入了另一境界。第二年，我又一次出席民进中央统战理论研讨会。在一次会余活动中，我有机会和时任会中央副主席的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作较长时间的“零距离接触”。他开阔的政治视野、跳动的思想智慧和亦庄亦谐的谈吐，是我心目中一个活生生的学者型社会活动家和党派领袖形象。
其实，在我们市委会，在省委会，也多有这样的良师益友，使我时时获得如沐春风的快慰。我们的老主委陶永铭同志，虽系名门之后，却毫无骄态，其平民作风一如乃祖。前任主委杨明志同志身居官位，却并无官僚气，骨子里还是“教书先生”。现任主委陈伯怀同志与时俱进，锐意创新，却脚踏实地，不事张扬，静悄悄地带领绍兴民进登上新台阶。这种一脉相承的求真务实之风正是我所希望的。他们也深深地影响着我。
作为民进地方组织的普通成员，我平时和省委会领导接触不多。但每当有事要办前往省委会时，无论原先的石楠副主委还是现任的赵光育副主委必起身相迎，亲自倒茶，热情问候，并必以“章老师”相称，令人有宾至如归之感。与当下一般官员地位越高修养越差的现状不同，在他们身上，我看到地位与修养是成正比的。
有一件事令我印象特别深刻。2000年、2001年两次全国统战理论研讨会，会中央给浙江的代表名额是2名。省委会把这两个名额全部给了获得全省统战理论征文一等奖的两名地市论文作者，而不是像通常的做法为省委会自留名额。省委会领导的会员主体意识和民主意识于此可见一斑。
这就是我们的民进组织，我们的领导，我们的同志。我能够为这样的组织、这样的领导和同志做点力所能及的事，这是我的荣幸。我必须做得漂亮，做得恭敬勤劳，而且全心全意。
（四）
曾经有个和我比较“铁”的同志对我说：“你在民进干了这么多年，做了不少实事，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按理说给你个副主委什么的当当并不过分，为何当了十五年委员，到现在还是‘老勿大’？”
这是一个比较有份量的话题。我承认，在欲望面前，我天生比较懦弱。我比较喜欢特立独行，而且常怀出世之想。我也承认，倘若真要我来当个副主委什么的，大概也是可以当得起的。但我想，我的价值难道仅止于得到个什么头衔，当个什么领导职务么？那么，以后呢？若是今后某日不再当领导、不再戴头衔了，岂不是同时就失去了我存在的价值了么？人生总得有点永恒的东西。这永恒恐怕不属于头衔或职务。歌德有言：“你若要喜爱你自己的价值，你就得给世界创造价值。”我想作为民进会员，我的价值是不是应该在于将自己的真诚和智慧融入民进组织整体之中，为国为民为他人创造一点什么呢？
哲学家认为，未经反思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人生。回首我参加民进以来这十几年，正是民进组织和民进同志，教我正视并努力纠正自己的人生弱点和弊病，让我懂得在入世与出世之间，其实存在着一个广阔的地带。明乎此，我大概可以说已经由一个自在的人变成一个比较自觉的人了。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做一个自觉的民进会员，这是我的志愿。
（章玉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