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只做一件事的他“走”了
留下160多万字的《中国文化通史》
10月2日下午2时，越城区燕甸园一处普通的公寓楼内，71岁的民进会员胡世庆因病去世。除了农民这个身份，胡世庆一生没有正式的职业，然而，在他的灵堂前，这几天自发前来吊唁的绍兴文化界人士络绎不绝。“半世耕读成就罕见农民红学家，毕生研修奉献辉煌中国文化史”，民进会员、绍兴文理学院中文系教授王松泉用这幅挽联概括了胡世庆的一生。
“他是绍兴绝无仅有的一个传奇。”王松泉说。
胡世庆，一位“野生”文化史学者，一个特别的“中国农民”。
他只有初中学历，却曾是风靡全国的“农民红学家”；他以一己之力，倾20多年心血写就《中国文化通史》；他的爱情，更是充满了传奇色彩。
初中农民的红楼“梦”
胡世庆出生于1944年，是绍兴县湖塘街道西跨湖村的一位普通农民。
“小时候，家里很穷，我们原本有14个兄弟姐妹，但12个都饿死了，只剩下身为老大的我和最小的弟弟。”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胡世庆曾介绍，15岁那年，还没读完初中三年级，他就辍学了。后来父母离异，他和弟弟跟着母亲，上无片瓦，下无寸砖，又是地主成分，境遇可想而知。
后来，胡世庆成了他所在生产队办的镜水寺牧场的一名饲养员，并在那里开始了他的学术研究。他爱书，每次凑到三五元钱，就会步行到杭州，连买带看，一头扎进书的海洋里。
他天分极高，过目不忘。绍兴著名的越塑艺人胡阿寿回忆，上世纪70年代末，有一次他得到了一本《王荆公年谱考略》，胡世庆想借去看看，他舍不得。于是，胡世庆说，只借一晚就行，要知道，全书有六七十万字。第二天还书时，胡阿寿想考考他，不料随便报一个章节，胡世庆都能说个大概，胡阿寿大为叹服，从此拜他为师。
除了博览群书，胡世庆还结交不少学者，丰子恺、于立群等名家都成了他的师长，彼此之间多有书信、资料往来。
当年，关于红楼梦的研究正红遍全国，胡世庆以初中学历起步，自学成才，写出《也谈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之死》《红楼梦言政特色探讨》等多篇学术论文，一时全国轰动，“农民红学家”的名号就此打响。
北方飞来的传奇爱情
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一心埋头书斋，38岁依然单身的胡世庆，用几篇文章“骗”来了一个北方的漂亮姑娘。
1982年，黑龙江省牡丹江市，26岁的董学文中专毕业，是当地一家化工厂的技术员。她看到了关于胡世庆的报道，倾慕不已。有一次正好出差到上海，她特意跑到绍兴乡下去看他。热情、漂亮的董学文与寡言少语的书生胡世庆一见钟情。
年龄相差了12岁，一个是初中学历的农民，一个是中专学历的技术员，两人的结合遭到了家人的反对，但董学文义无返顾地千里迢迢来到了绍兴。1982年，两人在胡世庆工作的牧场里结婚。和红学研究一样，童话般美好的爱情也成为胡世庆传奇人生的一部分，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级媒体报道。
胡世庆性格腼腆、严谨持重，董学文风风火火、精明能干，如今已经是绍兴海外旅行社的董事长，绍兴旅游业有名的“铁娘子”，他们俩是如何在生活中续写爱的传奇的？
婚后不久，胡世庆便不再工作，潜心于书斋，偶尔出手，以文换钱，价钿虽高，却不稳定。董学文说，年轻的时候，她劝过，希望丈夫能好好找份工作，以他的名望，他不缺少赚钱的机会。但胡世庆不愿意，她不再勉强，她当年爱的不就是他这份苦心孤诣的执着吗？
她的事业遇到困难时，丈夫给她的帮助不是资金，也不是告诉她该怎么做，而是“提供我思考问题的方法”。在她的眼里，丈夫智商、情商都极高，沉默寡言，身在书斋，却知天下事。胡阿寿笑称，最崇拜胡世庆的是董学文。
胡世庆后来写就的一百多万字的书稿，大多是董学文校对的。
20余年，只写一本书
但胡世庆最大的传奇，却是用20多年时间写就一本《中国文化通史》，或者说，他用一生做了这一件事。
董学文介绍，胡世庆写《中国文化通史》的起因十分偶然：上世纪80年代，一位日本商人来到绍兴，与胡世庆及一位中学校长见面时，聊起某个关于中国文化的问题，校长答错了，日本人却说得头头是道。此事深深刺激了胡世庆，他觉得要写一本中国文化史方面的书，供文化普及之用。
从此以后，胡世庆开始数十年如一日地对中国的文化历史进行梳理，除了偶尔的社会活动，他每天唯一的工作就是坐在书桌前，读书、摘录、考据、写作。董学文回忆，自己是搞旅游的，丈夫竟从来没出门旅游过。
有一次，为了查一个希腊原文，他把外语院校教希腊语的专家都问倒了。最终，胡世庆几经周折托友人请教了希腊驻华大使馆，才得到了满意的答案。
《中国文化通史》涉及历史、地理、经济、政治、生活、学术、宗教、科技、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和图书文献、少数民族以及中外交流等编目。1986年，简装版的中国文化史出版。1996年，84万字的《中国文化通史》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其后数年，他又不断地考证，《中国文化通史》也由40多万字变成了160多万字的上下两册，由台湾三民书局多次再版。刚刚过世的北大教授汤一介为书作序。
而就在去世前一周，他还在念叨着书稿再版的校订工作，打算去绍兴图书馆查资料，谁料刚走了两步，终因体力不支放弃。
王松泉是胡世庆相交多年的文友，他评价说，胡世庆的研究考证非常严谨，虽是“野生”，却与体制内的学者没有任何区别。与国内同行相比，他的书严谨翔实，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胡世庆患癌症已有一年多，但他一直没有惊动在英国读书的儿子。直到一周前，他留给儿子四字遗言：“继续读书。”
妻子董学文说，希望完成丈夫未竟的心愿，在有生之年，让丈夫的书在中国大陆最权威的出版社出版。
“心很静，不随波逐流，一生只做一件事。”这是董学文对丈夫的评价。胡世庆至今仍是农村户口，他的名片上只有寥寥7个字，“中国农民胡世庆”。（ 钟宏娇）
他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
胡世庆先生在重阳节那天走了。这位经年累月不知好好休息的史学家终于休息了——永远地休息了。
9月27日，离他去世仅仅五天，我去医院看他，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你这样忙，还要来看我。又用断断续续的语言，殷殷叮嘱佇立在一旁的爱子：不要忘记帮助过你的长辈！望着仅靠输液维持生命气息的骨瘦如柴的世庆先生，我虽已预感这是最后的话别，但仍盼望奇迹的出现，从小久经磨难，生命力十分顽强的他能熬过这一关。当噩耗终于传来时，凡熟知他生平和人品的人无不为之痛惜。他没有显赫的政治背景，也没有教授、博士之类的头衔，所留给后人的是他那极为艰辛的一生和几百万字的遗著。他的过早离去，在许多人的心头留下深深的悲痛和遗憾。
作为长期从事地方史志研究的文史工作者，我和世庆先生之间心仪已久，但更多的交往是我调到市里专事史、志工作以后，我和他都是民进成员，同为社科界的政协委员，同属政协文史委，后来又一起参加乡土文化研究会，经常在一起开会。在公众场合，世庆先生是十分寡言的，但当我和他一对一地零距离交流时，彼此之间就有了很多共同的话题，年深月久，相知甚深，凡事业上、生活中遇到的难题，他都会向我倾吐。有一天，他和夫人突然心急如焚地赶到我家里，告诉我一件令他十分痛心和焦急之事，原来有不怀好意的人利用世庆的善良和单纯，以代为抄写为名，将他化了大半辈子心血写成的《中国文化通史》手稿窃走了，而且连人也不知去向。随后又有黑社会插手向他敲诈……他急得快要疯了，我一面安慰他，一面立即向市领导作了汇报。经过一番周折，书稿终于回到他的手中。
世庆先生是一位勤奋刻苦，治学严谨，一丝不苟的学者。他从一位没有读完初中的农民，成长成为博通古今，融汇中外，编著出《中国文化通史》这样一部煌煌巨著的学者，得力于焚膏继晷，持之以恒的艰苦努力；得力于日积月累，博采众长的治学方法；得力于虚心求教，一丝不苟的写作态度；更得力于相濡以沫，支持他事业的贤内助董学文。
为了省钱买书，他可以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中，长途跋涉于绍兴与杭州之间，其累积起来的里程，比当年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还要远。
他长期肠胃不好，又不舍得花时间做饭，常常一二个淡首，一小杯开水，就算是一顿中餐。他为自已规定每天伏案工作的时间不少于12小时，正如鲁迅一样，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
为了弄清通史编纂中遇到的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减少乃至消灭文字中出现的差错，他可以不厌其烦地反复查考各种可以查考到的书籍与资料，先后发信向包括郭沫若、丰子恺、刘海粟、陈立夫、刘大杰、傅抱石、顾毓琇、钱君匋、张岱年、尹瘦石、洪学智、任继愈、冯其庸、毛昭晰等在内的前辈大家请教。对通常流行的权威性文献中频频出现的差错，胡著《中国文化通史》无可争议地纠正了300多条，这是一个多么触目惊心的数字！他知道我从事地方志工作有年，手头有一些工具书，有一次为 查到一句话的出处，专门写信给我要求帮他查一查原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心里仍然牵挂着书中还有那几处地方觉得不够踏实，想去图书馆查对一下出处。这种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在中国目前的学术界是颇为难得的。
胡世庆先生独立编著的《中国文化通史》，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壮举。多少年来，为了对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进行全面的梳理、研究和评价，许多学者、专家都作了不同程度的努力，但不论是几十万字的“概要”、“史纲”之类，还是几十人，数百人参与编纂的工程浩大的“丛书”、“通史”，都难以有血有肉通俗易懂地反映中国文化的历史全貌，尤其是少数民族和对外交往这部分。胡世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绍兴乡土史学专家，经过几十年的艰苦探索与多方考证，终于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向国人奉献出一部160万字的，经过千锤百炼 的《中国文化通史》，既超越了“概要”、“史纲”的简括，又避免了集体撰写的大型丛书的繁杂与不统一，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仅此一事，胡世庆就功不可没，名垂青史。
2009年9月28日，世庆先生给我写了一张条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是中华民族开创伟大复兴的坚实基础。值此拙撰《中国文化通史》增订本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适时问世之际，敬请信恩老友指正。同道后进胡世庆鞠躬。”丰收喜悦之情漾溢在字里行间。
《中国文化通史》问世以来，一版再版，好评如潮。用“石破天惊”四字来形容，可谓毫不为过。早在初版问世之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就作出批示要高层领导好好读一读这部书。为此中办紧急从出版社调拨了500套书进京。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位秘书陪首长来绍视察时作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我介绍他登门拜访这位久闻大名的农民红学家、文史专家。
台湾三民书局的刘振强董事长，从事出版业60多年，一生阅书（人）无数，当他破格亲自审查世庆先生的书稿后，立即决定以书局出版“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规格，出版《中国文化通史》（即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装帧精美、图文并茂的第六版上下册彩印本）。刘振强还把胡世庆与已故的史学大师钱穆相提并论，足见世庆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之高。2004年我去台湾考察时，世庆委托我代表他去一下三民书局。记得那天由于电话一时联系不上，三民书局的两位“高管”在宾馆的大厅里足足等了我两个小时。就因为我是胡世庆派来的代表。
胡世庆先生和我们永别了。他的一生承受了太多的不幸：贫困、饥饿、失学、疾病、遭受流言和诽谤，乃至在文革中被一把大火烧掉了他用汗血钱换来的700多部藏书……。但世庆先生又是幸运的，在他人生的关键时刻，先后受到多位中国大学者的关注与青睐，并且终于等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阳光明媚的春天。还在人到中年以后得到了一位“前世修来”的好妻子。虽然他走得太匆忙，来不及实现他晚年的许多愿望，例如亲自去台湾一趟，将《中国文化通史》翻译成外文出版。但一位真正学者的生命是能超越新陈代谢的大限而永存于人类文明史册的。
陶潜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人生若能如此，这也就够了。（何信恩）
